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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照片变成了最后的遗照。7月6日，44岁的张洋从某建筑设计院所在大楼的21层坠楼，等到接到警方的消息，黄丽丽才恍惚对应上丈夫在出门前说要去公司跟人力面谈欠薪一事。

　　张洋已在建筑设计行业摸爬了23年。3月，他无奈地从公司离职了，中年失业再投简历，他还是选择了“老本行”。“他是觉得我认定了这个专业。”黄莉莉说。

　　但直到出事前，张洋仍然没找到合适的工作。而他的身后，也许是一个行业的失落，曾经风光无二的“建筑设计”行业，正在经历退潮。

　　张洋是一名结构工程师，主要做超高层建筑的结构审校工作。在妻子的印象里，张洋的工作一直很忙，每天早上7点出门，最早晚上点才回家。虽然工作是双休制，但是丈夫往往只能休息半天。在家里的时间，多半都在书房里工作，“基本上都是从公司回来，家里接着办公。”

　　偶尔，张洋也会和妻子吐槽工作强度，“他就是说工作时间、强度和薪酬折算下来，这个工作不值钱嘛。”

　　王一航在两家设计院工作了累计近三年，去年有段时间他负责一个大项目，感觉自己做了七、八个人的工作量。持续一周的时间里，他从早上8点工作到凌晨1点。

　　凌晨一点从公司回家，他反而亢奋，不想睡觉，就通过打游戏、刷社交媒体进行报复性娱乐，才有点掌控自己时间的感觉。两三点睡下，夜里还会惊醒一两次。

　　王一航开始脱发，有时抓一下头就掉头发，落在办公台上。颈椎和腰椎也相继出问题，还查出有脂肪肝和胆囊息肉。

　　陈子川是2022届建筑学本科毕业生，通过校招进了一家成都的国企设计院做方案设计。他所在的单位曾开过一个会议，领导是个40多岁的中年人，坐在桌子一端，对着围坐在长桌边的新人们说：“应该感谢加班，加班意味着还有活干，现在很多设计院都没活干。”

　　连续高强度的工作终于让陈子川的身体在从业三个月后发出了警报。去年年末的一个周五，他在打车前往公司的路途中，手脚失去知觉，心跳骤然加快——此前他已经连续一周加班到夜里23点，又经历了三天失眠。坐在车上的陈子川感到恐慌，让司机转去医院挂了急诊。

　　陈子川想起刚入职时，代表公司参加集团组织的汇报比赛，他身着白衬衫、深蓝色西服，踩一双白鞋，一手拿着翻页笔，一手持话筒，头发偏分，看上去神采奕奕。然而工作7个月后，一位网友在他的社交媒体账号下留言，“看您的面貌，真的需要补一下营养”。

　　一次，陈子川去看酒店改造项目，下午两点到山上，一群人围着等领导做决策，干等一小时，领导讲几句话后，他们继续等更高层的领导一小时，领导来了，说了两句话：大家要集中力量想办法，多一种脑壳就多一种办法。

　　山上海拔高，体感冷，下着中雨，设计师和甲方对接工作到凌晨一点，陈子川赶回家路上花一个小时，那时在想：自己的月薪到手不到4000块钱，为什么每天这样加班？

　　回到家洗漱完，凌晨三点，他又失眠了，想建筑学有什么出路。混乱的思绪持续了一整晚，第二天的太阳照常升起，八点多，他该起床上班了。

　　某个周日，他在做一个教学楼项目，十点半到单位开会，吃完午饭回工位画图，工作到晚上十二点。由于给甲方交的文本所用纸张特殊，他得去单位外打印，单程走了近两公里。

　　取完材料，他独自坐在打印店外的台阶上。路灯照在深夜街头，他望着闪送骑手骑着电瓶车往甲方方向驶去，看到两三个和自己年纪相仿的男孩女孩开心地朝一家KTV还是酒吧走去，那个瞬间比当天14小时的工作更让他崩溃。

　　设计院设计师的薪资一般由基础薪资与绩效构成，绩效与项目产值挂钩，单位与员工谈薪时常常将绩效称为年终奖，多位受访者告诉澎湃新闻，他们的年终奖一般出现在口头承诺中，而非书面合同内。

　　王一航在这家民营设计院工作后，第二年与公司谈到年薪20万，其中8-10万于年底发放。关于这笔薪酬，王一航的组长前后和他谈了三次话，每次隔两周左右。

　　第一次对方表示，“今年干得还可以，也比较辛苦，年终奖会给你发足，甚至可能多一点”，王一航听了很高兴；第二次，组长告诉他，当年部门回款不太行，年终奖可能会打七折或八折，王一航觉得也能接受；第三次，组长和他谈的时候脸上写着“不好意思”，告诉他公司政策有变，年终只发1-2万，私下承诺后面会补，未说期限。那时王一航心凉了，试图争取自己应得的薪资。组长告诉他“这个无法争取”，问他下一年怎么考虑，王一航选择了离职。

　　那天，没有吸烟习惯的他走到出租屋楼下便利店，买了一包烟。工作一年半，他基本没有在傍晚下过班。站在阳台上，他难得看了一场异乡的落日：夕阳西下，天色越来越深，小区的楼房和树木在粉紫色的晚霞中留下轮廓，中老年人在楼下踱步。王一航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他想起刚毕业时很开心地和家里分享自己的工作，和同学相比，他当时拿的薪资较高，领导认可他的工作能力。工作过程中，甲方业主也觉得他做得不错，他喜欢设计，项目完成后多少有点成就感。

　　后来，王一航回老家找了第二份设计院工作。每月的收入除了按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的基本工资，他还和部门谈了“预发”，即把年末发放的年终奖打散，每个月发放一部分。这两年他和单位谈的预发为基本工资的两倍左右。

　　去年，他的预发工资实际为两月一发，有时会拖半个月，但加上年终奖都发到位了。今年，预发工资被拖了很久。这让王一航不敢购入电子产品或产生3000元以上的消费，聚餐相对减少，开始消耗存款。从2月到5月，他和部门领导为预发工资谈过多次，对方每次都答应，但钱款迟迟不到账。

　　今年，是方浩然在建筑设计行业里工作的第十年，目前他准备入职湖南的一家国营设计院，担任建筑方案主创设计师。

　　他在2014年经历过奖金无法兑现的事，后来这笔钱兑现了绝大部分。疫情中有段时间，他上一家任职的设计单位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发放每月工资，没发预发的部分。

　　方浩然也能明显感到，自己这届和如今的“95后”工作状态上的差异。这两年绩效无法兑现的问题频频发生，基层设计师对加班比较排斥。

　　张芸所在的上海某民营设计院有六家分所在一个园区内，她有时晚上九点离开单位，总能看到办公楼里亮着的灯光。在她工作的一年半里，有9到10次通宵加班，每周加班在30小时左右。

　　据她所知，她曾任职的设计院内，有个组长原本月薪3万，2023年单位降薪，月发降到了1万左右，组长最终提了离职。

　　张芸入职时怀着对设计行业的热情，第二天要头脑风暴，她会在其他员工各出一个方案的时候想两个。她业余补充学习专业视频，看大师作品，关注新建筑资讯。

　　但得不到认可让她焦虑。在一次投标项目，组长将室内设计的任务分配给她，让和她同届入职的男同事做建筑外立面设计。通常，室内设计一般会找装修公司负责，建筑师主要关注建筑形体。张芸没接触过这类工作，研究了不少时间来完成组长的安排，但组长不满意，说她“设计得什么都不是”，耽误团队进度。十多万方的模型，张芸按照组长意见修改了七八遍，组长还是不满意。

　　为了这一模型，张芸在那段时间内常熬夜工作到凌晨两三点，组长最后把她画的图置于方案册中不起眼的地方，她强烈地感到“被视而不见”。

　　对职业发展的迷茫也让张芸烦恼。在校以及实习期间，她向学校老师和事务所导师娓娓道来自己的设计理念；但到了设计院工作，她觉得那些设计图是“别人的意志假借于我的手画出来的”。

　　有个项目的入口大门，张芸按照甲方提的要求，融入自己的设计想法，出了五六个方案，对方并不满意。她无奈地和组长说，要不抄抄意向图，最后产出了一个“四不像”作品，领导却很满意。“甲方也没想把建筑做成地标，只希望用这栋房子去赚钱，不在乎房子设计得有没有灵魂。”张芸说。

　　苏州的一个商业项目落地时，张芸和同事去参观了自己设计的建筑，但她只能远远看着，如果往前凑近，会发现与最初图纸上的设计对照几乎“面目全非”——最终的模样是经过很多人调教过的结果。

　　近十年来，设计院基层员工所做的工作愈发“流水线年毕业后加入设计院，那时他可以独自把一个项目全程做下来，把它当成一手养大的小孩，每天想着怎么把项目变得更好。

　　而现在的设计师更像是“螺丝钉”，比如一个员工擅长画平面，可能一直负责建筑平面设计，适应某一块的工作，效率提升对公司更有利。

　　方浩然说，现在一些工作三年左右的设计师，独立去完成一个项目几乎不可能，但工作能力不够全面，要想在职位上获得晋升又很困难。

　　2022年五一期间，张芸居家做一个西安的投标项目，连续数日熬夜，有天熬到凌晨4点，第二天9点又要开会讨论，身体上的疲乏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她终于在卫生间滑倒了。磕到后脑勺去了医院，她检查完回家看到项目负责人发来微信，让她把文件打压缩包发给他再休息。

　　张芸二十多岁，她上班化妆，有时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会有同事说她“工作量不饱和”。离职那天，组长对她说，“你天天上班打扮成这个样子，心思也没在工作上，你要不转行吧。”

　　除了单位内的人际关系，和甲方的相处也让她有不适的地方。有一个苏州吴中区的项目，张芸负责改酒店的一个立面，改了十五六个版本，甲方每一遍都不满意，又没有给出一个标准，她只能凭着感觉改。改到凌晨一点半，她将文件发去，第二天早上十点仍未收到回复，她问甲方，这不是很着急吗，方案行不行呀？对面说，等一下再看。之后一整天没再理过张芸。

　　陈子川理解设计单位和甲方之间的话语权不对等，“现在的行业状况是项目少，设计院在抢，就要作出让步，我先给你做方案，你不满意不需要付出代价，更极端的是，方案白送你。”

　　陈子川参与过一个安置房项目，在一个村庄的十块地上盖房子，需要先调研居民的需求。甲方让他们在调研结束前做了个方案，统计完需求后，甲方对项目用地的要求有变化，居民需求也变了，又让做了一个方案，“甲方最后买的是让自己满意的一个方案，他可以让（设计单位）做无数个。”陈子川说。

　　方浩然介绍，甲方内部是层层负责的关系，一个设计师和甲方不同层级的人都需要打交道，他们之间的要求会有出入，设计师也就需要来回调整。

　　他之前参与一个商业项目，前前后后修改了一两年。在此过程中，甲方对项目的定位一直变，开始说做多层建筑，然后加高层建筑，后来要求大量高层建筑，甲方对于三层、四层、六层的各种情况都需要设计单位做前期方案设计，来比较成本。

　　“也有甲方通过项目设计来融资，如果融不到资，可能会要求更换设计院。有的甲方就不会给设计院支付报酬。”方浩然说。

　　他感觉，越来越多的设计院在强调服务，有些地产公司不管时间早晚，只要有事，随时找到设计师。目前的工作强度也侵袭着他的私人生活，他感到难以平衡。

　　方浩然大学刚入学时，听过一些故事：甲方会用麻袋装着现金跑到设计院，求着他们做项目、画图；设计院的前辈、总工通过手绘效果图赚到自己人生的第一桶金，在上海买房子。而到了2013年，方浩然这届学生毕业时，房价相比五年前涨幅迅猛，但设计工资没涨。

　　他入行时感到设计师们都希望能在行业里越做越好，越走越深。现在的设计师们想着怎么“逃离”，大家需要做更多的项目量，才有可能获得原来的收入水平。

　　随着城市化进程放缓，房地产行业也发生了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比上年下降10%。

　　过去三年，据方浩然的观察，一方面，来自政府的项目量在收缩。另一方面，一些设计师原本在做的项目长期无法落地，拿不到设计费，绩效无法兑现。这三年内，他有近一半的项目面对着无止境的修改或无限期的延迟。

　　对于设计院来说，方案设计包括委托项目和投标项目。在方浩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