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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川藏区作为全国第二大藏族聚居区，处于青藏高原东南缘和横断山脉的一部分，是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云贵高原之间的过渡地带。实际上四川藏区在历史上并无固定疆界，今天四川境内的藏区，包括甘孜藏族自治州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木里藏族自治县1。四川藏区乡土建筑产生于特殊的地域环境，独特的地理环境、族群文化、历史环境使这一地区的乡土建筑展现出鲜明特色。该地区的乡土建筑群落复杂而多元，因此不能把研究重点仅仅放在局部地区或建筑个体中，而是应当通过考察更具有普遍意义的营造特征，理解四川藏区乡土建筑在传承与交融中的发展脉络，梳理四川藏区乡土建筑的生成机制。四川藏区乡土建筑的营造模式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自然环境、建筑原则、营造模式的价值观。在这一系列四川藏区乡土建筑营造选择模式的影响下，形成了适应不同环境的基本营造类型，并在传承与交融中形成不同的营造谱系。

　　与现代“建筑”的营造不同，乡土建筑的营造是地域乡土生活方式的直接投影，其生存环境、族群关系、社会结构对建筑的塑造产生更直接的影响。四川藏区乡土建筑长久以来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建造文化，自成一体，并演变成不同的类型以适应族群文化的发展。

　　四川藏区的地理环境十分复杂，境内多高山大川，平均海拔达3 000～5 000 m。境内有沙鲁里山、大雪山、邛崃山、岷山等山脉以及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岷江等河流，它们呈南北走向穿越而过，地域差异明显，分为川西北高山高原区和川西南山地区两部分，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图1）。

　　北部地区海拔3 500～4 800 m，主要为高原山原和丘原地貌，丘谷相间，排列稀疏，广布沼泽，地势较为平缓；如石渠县、色达县、壤塘县、阿坝县、红原县、若尔盖等地，以草原牧区为主，兼有半农半牧区，其中高海拔草原地区为中国五大牧区之一；牧民以游牧生活为主，除帐篷之外也建有简朴的冬居小屋。西部横断山脉的高山峡谷及河谷地区为主要定居农业区，兼有少量半农半牧地区；这一地区由于峡谷幽深、山峦险峻，海拔变化很大，气候、植被随海拔变化呈垂直分布，生产生活方式及居住选址布局与地貌密切相关，形成不同的聚落空间[1]。

　　河谷地带的村落最为普遍。聚落规模大小和密度因河谷宽度与坡度而不同，平缓地带形成高密度的聚居区。大渡河上游的支流地区，沟深坡陡的河谷地带，聚落小且分散；成组相聚的村寨选择河流两侧坡地随河岸线 沿河谷带状分布的聚落——松岗乡直波村

　　四川藏区众多河流将高原切割成地形破碎的峡谷沟壑与台地，形成一个个交通不便、相对独立封闭的小地理单元。四川藏区文化与其地理环境的碎片化一样，形成了许多小区域文化圈，不仅地域间地理环境差异较大，语言体系与宗教体系也非常复杂，因此形成族群与文化的多元特征。历史上，这里曾是氐羌系民族南下、西南越濮系民族北上的交通走廊，也是7世纪后吐蕃藏族与中原汉族交往的空间。所以四川藏区作为自古以来多民族聚居、多元文化发生和发展的地方，族群差异性非常大，形成了民居建筑布局和结构的多样化。

　　隋唐以前，曾有若干原始部落和民族在四川藏区地域内频繁活动和迁徙，并留下了各自的痕迹。公元7世纪初期，吐蕃王朝进入这一区域后，藏文化开始向这一地区传播，藏传佛教与传统苯教结合渗透进地域社会，使得这一地区长期保持着部族制度与宗教结合的社会形态。元朝之后，中央王朝在区域内推行土司制度，此后四川藏区作为藏族文化的边缘地区，形成了以地方土司部族制度为中心的政教合一的社会结构，在中央政府的权力扩张及汉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日益受到中原文明的影响。在这一社会结构下出现了适应社会体系的乡土建筑聚落类型。

　　(1）民居聚落建筑群中数量最大的是民居，也是乡土营建的原型。根据居住者的不同身份可分为普通民居、土司官寨、商居型住宅。传统的藏族民居，无论规模大小，房屋从下至上均由三部分空间组成：底层圈养牲畜，以获取肉食、奶类、肥料等生活物质保障；中间层是人的居所，有主室锅庄房（也有称为茶房）、卧室，以及用于加工、储藏粮食和草料等功能的空间，是主要的起居场所；顶层是神的居处，设置经堂、煨桑台、插风马旗等，敬神礼佛，表达神在人之上的精神崇拜，体现出藏传佛教中“神、人、畜”三界共居的建筑格局。大部分民居是集中式的独栋建筑，外观形体整洁，体量高大。土司官寨由于既是住宅又兼有衙署的复合功能，不同功能分处于不同的建筑单体中，各功能房屋围合成院，自成一体。一些规模较大的商居型住宅，往往四周封闭围合，内部留出中庭天井（表1）。

　　在丹巴、马尔康茶堡地区，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家庭人口及生活习惯的变化，也有在原主体建筑一侧或两侧增建一层或两层小屋，作为日常起居生活的厨房、客厅或客房等，形成“L”型或“凹”型的半围合或合院式布局。在阿坝州的松潘、阿坝等地，也常见在独栋建筑周围堆砌矮墙体，围合形成院落式布局。

　　藏族人民的日常生活与宗教活动密不可分，聚落周边均有规模不等的寺院或宗教设施。藏传佛教寺院大致由佛殿建筑、经院建筑、僧舍建筑及佛塔等附属建筑等组成。因等级规模不同，各寺在具体的建筑功能构成、建筑数量和规模上又有差异。宗教建筑的营造基于民居的营造方式和基本形式，形成规模和用料尺度加大、构造层次增多且构件加工精细、色彩装饰丰富的建构特点3。围绕宗教活动形成的附属建筑，如佛塔是藏区最为普遍和最具特色的构筑物，经常作为聚落的边界标识。宗教附属建筑还包括安置玛尼经筒（转经筒）的玛尼廓康、拜祭山神的煨桑台、放置擦擦的本康、箭山祭台等。

　　在乡土建筑营造中，一些基本的建筑原则在地域社会代代传承，这些原则超越了具体明确的建构方法，是人们在漫长的地域文明发展中，面临大自然的挑战，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建筑营造选择。因受到建筑基本诉求及族群文化认同的影响，这些选择在建筑营造中形成了为整个社会所广泛接纳的一般性指导原则和模式。我们在研究中发现，四川藏区的乡土建筑营造，石砌技术与梁柱承重技术在多元化地域风格中成为引人注目的一致性特征。“如同人类使用语法来组织语言交流一样”，形成这些建造技术基本原则的时间非常早[5]，渗透在乡土建筑的发展中，在四川藏区乡土建筑营建的演变中一直传承下来。

　　四川藏区不同时代、不同族群的建筑中利用石材的技术令人印象深刻，这种石砌技术来自四川藏族先民对石材技术的掌握。在这一地区的石棺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运用石材的证据。从20世纪40年代至今，康巴地区民族考古团队分别在岷江上游、大渡河中游、雅砻江上游和金沙流域发现大量石棺葬,主要集中在茂县、理县、汶川、甘孜、炉霍、雅江和巴塘等地3,。这些石棺葬集中的地区恰好与今天石砌碉房分布地区大体相当（图7）。四川藏区作为民族迁徙的“走廊”地带，自古就是西北民族南下的主要通道，石棺葬墓群中采集的早期遗物明显具有北方草原文化的痕迹，说明北方氐羌民族的石文化从春秋时期已传入四川藏区，必然对藏区石砌文化传统产生影响。

　　丹巴中路乡罕额依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发掘有长方形平面的房屋遗址，墙体用石块砌成。经测定，遗址距今3 500～3 700年。在四川境内首次发现该房屋类型，与昌都卡若文化遗址的房屋类型相似，但所展示的砌石建筑发育程度更高[8,9]。

　　石渠县阿日扎乡发现的松格嘛呢石经城及石墙进一步证明了石砌技术的传统。该城最早的遗存建于10世纪前后，主体主要形成于18世纪[10]，石砌主城最高处15 m，东西长22.7 m（图8）。整个石经城墙体底部宽而上部窄，收分明显，基础部分稳固；垒砌的嘛呢石片很有技巧地层层叠压，彼此之间相互受力形成了一个整体，构筑全部用石片而没有任何框架作支撑，石片之间不用任何粘接材料，用石数量巨大，直接堆砌而成，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而不倒。这些石砌建造技术在藏区伴随着宗教文化传统深入民间，在乡土建筑营造中一直被传承下来（图9)。

　　墙体承重结构类型、木构与墙体混合承重结构类型的建筑，甚至甘孜的一些因抗震采用“崩空”井干式的建筑都使用了石砌技术（因为安全及御寒需求在“崩空”木墙体外砌筑石墙）。

　　木结构是四川藏区普遍应用的基本承重结构形式，根据不同地域条件发展出两个支系，一是梁柱框架承重体系，另一种是“崩空”（井干围合式）体系。康藏地区的考古遗址证实，木构技术体系是该地域应用最早的建筑结构类型之一，对于四川藏区大部分河谷地区来说，早期充沛的林木资源可以支持这种更易于建造的结构类型。

　　四川藏区建筑木构技术出现时间相当早，距今4 300～5 300年的、邻近四川藏区的昌都卡若遗址的考古发掘支持了这一判断，并显示了从木构技术向石砌技术发展过渡的过程。卡若遗址位于高原气候的山地丘陵，远处有茂密的原始森林，与四川藏区河谷地带地貌相似。遗址发现房屋基址28座，其建筑结构类型有两种：一种为较早时间出现的木结构柱网体系承重的半地穴式建筑，建筑室内和四周较均匀地分布柱洞，用草拌泥筑墙围合遮蔽风雨（图10），在其地下部分中可以看到较完整的井干式木框架结构痕迹（图11）；另一种是后期出现的石墙半地穴建筑，下层石砌上层为木结构，在穴四壁垒砌石墙，有的在上部续建一层楼居，显示出营造技术的进步，建筑内部仍有大量柱洞，说明在卡若文化晚期，建筑进入木结构与石砌结构结合的时期（图12，图13)[15]。研究者认为：气候条件的改变、林木资源的减少，以及为适应寒冷的生活环境，使营建技术结合了石砌与木构，而伴随民族迁徙的文化传播也加速了这一过程。[16]

　　由于四川藏区内部地理、气候、生产方式、材料及文化的差异，围绕着本土木构架及石砌技术，基本的建筑营造原则在适应过程中发育出不同的建筑结构与形制，形成墙承重体系石碉房、梁柱体系框架式藏房、康巴“崩空”式藏房、木架坡顶板屋四种类型。在应用中，复杂多样的地域环境里四种建造类型互相融合，发展出不同的建造特征（图14）。

　　四川嘉绒藏区是藏羌石砌建筑的发源地之一。该地区民居由古代先民“垒石为室而居”的居住房屋演变成“邛笼”式石砌碉房（见表2所述）。“邛笼”式碉房主要分布于岷江上游河谷以西到大渡河上游一带的嘉绒藏族地区，包括甘孜州丹巴县、康定鱼通地区、鲜水河流域扎巴地区，阿坝州的金川县、小金县、马尔康县、理县、黑水县的部分藏区，以及壤塘宗科乡、色达翁达镇[17]428。

　　“邛笼”式石碉房，以不规则石材砌筑墙体，室内空间由墙分隔，形成墙承重的筒体结构。平面大多呈“口”“日”“目”“田”字型，上下层分间基本一致，竖向重叠。三层以上室内会设立少量木柱替代部分石墙，以木质板分隔出房间，平面也逐层向后退台，石质外墙呈“凹”“L”“一”型的半围合，另一侧以柱、木墙、敞廊与石墙围合，成为墙柱混合承重的方式。马尔康茶堡地区和丹巴县，常在碉房上层空间里嵌入井干式“崩空”木屋，作为经堂或粮仓（表3）。

　　石碉房平面矩形，紧凑方整，体量竖向发展。石墙上仅开设少量的小窗洞，上部退台的木墙和出挑的廊架使形体富于变化。马尔康沙尔宗民居是“邛笼”式的典型代表，碉房四边边长约7～9 m，多为5～7层，呈高耸态势。丹巴县碉房平面规模略大，近方形的平面边长约9～12 m，大多4～5层，逐层退台至顶部仍保留“碉”的形式，别具一格。壤塘宗科乡9层的日斯满巴碉房为现存最高的碉房。马尔康草登乡、卓克基镇一带民居常在平顶碉房上立叉形木架或梯形“板凳架”，架立开敞的石板坡屋顶，与众不同。

　　木梁柱框架结构的民居是分布最广的一种藏房类型。建筑以列柱与横梁纵横构成木框架，作为主要承重结构。该体系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完全由柱梁框架承重，墙体仅为围护结构，主要分布于甘孜州北线从甘孜到德格及巴塘、乡城、稻城、得荣等地；另一类为内框架式，室内梁柱木框架，但边跨梁一端位于室内柱顶，另一端搭于外墙上，部分墙柱混合承重，主要分布于甘孜州南线经康定至雅江、泸定、九龙、理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