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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罗斯墨洛温时期以彻底摆脱鞑靼桎梏（1480）为始，随后就是留里克末代王朝和罗曼诺夫初代王朝，直至彼得大帝时期（1689-1725）。

　　《西方的没落》是一本世界历史形态学散论，此书的著名作者斯宾格勒就是这样来形容这本书的，这位德国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假设，照此假设，15世纪至16世纪的史和墨洛温王朝时期的法国史（5世纪至8世纪）相契合。换句话说，史比西方历史“落后了”大约八到九个世纪。斯宾格勒坚持认为：“我建议每个人都去读一读图尔的额我略（591年前）写的《法兰克民族史》，再读一读老卡拉姆津的相应章节，特别是涉及伊凡雷帝、鲍里斯 · 戈杜诺夫和舒伊斯基的文字。实在找不到比这更相似的地方了。”《西方的没落》一书的作者这儿指的是法兰克国王发动的无休无止的内战和抵御外侮的战争，他认为这些和莫斯科诸王公与世袭王公之间的战斗以及时代相似。我们可以在克洛维（481-511）统治时期和伊凡三世统治时期中找到共同点，但这解释不了很多事情，丝毫说明不了问题。

　　俄罗斯落后的观点并不属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所独有：他只是清晰有力地表达了出来而已。15世纪，游历者和外交使节、手工匠人和雇佣兵络绎来到莫斯科大公国，有太多的证据表明莫斯科大公国“落后于”西方。这个正在飞速发展的国家的居民自己也认可这种印象，只是他们对“落后”的解释是“差异”“不同”。这种情感从来就没从俄罗斯的意识中离开过。俄罗斯人依附于教世界（东正教分支），同时又是西方世界的一分子，却又自立于外。必须在某些领域追赶西方，尤其是武器领域，经常被认为他们有意在模仿“拉丁人”，而拉丁人又是教会的敌人，是“真信仰”的敌人。相吸相斥，相爱相虐，这种矛盾的情感就是莫斯科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但这些情感又决定了世界对莫斯科的态度。莫斯科让人着迷，却又让人生畏。在伊凡三世及其后继者统治时期，大量外国人充斥着罗斯的大街小巷。罗斯人给外国人划定了一个特别的区域：德意志区。

　　15世纪，欧洲脱离了中世纪。欧洲文明得到确立，与莫斯科文明相距甚远。外国人自然而然会将自己的所见和自己所了解的东西进行比较，从而产生震惊、畏惧、反感，使这差异变得更为明显。同样，他们自然会觉得自己的模板最好，外国的模板很糟糕。西吉斯蒙德·冯·赫伯斯坦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伊凡三世时期莫斯科大公国众生相的名著，从他开始，外国游历者都开始注意到大公（后来是沙皇）拥有的权力、顺服的民众以及残忍的习俗。这些观察的公正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但请别忘了15世纪和16世纪（而且和先前几个世纪一样）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时代。与伊凡三世同时代的法国国王路易十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其残忍程度超过了罗斯君主。英国国王亨利八世与瓦西里三世同时代，也是个暴君，与封建领主不共戴天。瓦西里三世时期，西班牙由天主教双王费尔南多和伊莎贝尔统治：他们所设立的宗教裁判所正是强化权力的一个强有力的工具。最后还有，伊凡三世的未婚妻来自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切萨雷 · 波吉亚就以残暴出名，他的所作所为绝无原则可言。

　　莫斯科国虽让外国游历者惊讶莫名，却并不比那个时代本身更残暴，西方的中央集权进程、逐渐肃清封建领主的做法和莫斯科吞并世袭公国的做法并无二致。莫斯科大公国有一个颇为突出的特点，就是国家对个体的摧毁，其表现形式就是君权神授。莫斯科君权的神圣本质，也就是教义（这才是重点）赋予了君主新的合法性。还在宣扬君主的“神”性之前，他就已经从父亲和祖父那儿继承了权力。从此以后，君主的至高权力就会不受任何尘世法律的束缚。“神授”之权将莫斯科君主的全体臣民都变成了绝对臣服于他的二等人。

　　Kholop（奴隶、奴才）这个词指的是依附于土地及地主的农民，或买来的奴隶。该词还有更宽泛的含义，指听线世纪末起，所有呈给大公及之后沙皇的陈情书一律都得署上：奴才……后面才写名字。所有人，甚至世袭领主以及伊凡三世和瓦西里三世的兄弟都得称自己是君主的“奴才”。如果君主的亲兄弟说自己是他的“奴才”，那别人就很容易认为这人是他的另一个臣民。

　　约·赫伊津哈在分析“中世纪的衰落”（14世纪至15世纪的西方生活）时，给出了三个主要因素：勇气，荣誉，爱。这样的个人品质在莫斯科的生活中是无立足之地的。在服侍君王的时候是不得展现勇气的；在所有人都是君主“奴隶”的社会里，荣誉这样的概念就有了特殊的含义；至于12世纪普罗旺斯的宫廷抒情诗人发明的绮靡之爱，至于但丁、彼特拉克以及其他许多诗人所讴歌的热烈的肉体之爱，根本就不是罗斯生活的要素，直到16世纪，文学修士的笔下才出现了文学；我们知道，若是没有文学的推波助澜，爱就不会存在。

　　罗斯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忍耐，顺服，虔诚。它们构成了不同的文化，也构成了和西方并不相似的那些刻板成见。《俄罗斯神学之路》一书的作者格·弗洛洛夫斯基指出：“俄罗斯思想史呈现出大量神秘的、难以令人理解的面向，特别是那漫长的、无止境的沉默。那么究竟该如何来阐释俄罗斯思想这晚熟而又缓慢的觉醒过程呢？”历史学家格·费多托夫和弗洛洛夫斯基一样，也是在1917年之后移外的，他对此也表现出了同样的困惑：“在13世纪肮脏、贫穷的巴黎，经院哲学家吵得不可开交，而在富丽堂皇的基辅，圣堂里的马赛克光芒四射，却只有修士、编年史和圣徒言论集……”对外国人眼中俄罗斯“落后”的原因，或者俄罗斯人对其“独特性”的解读，可谓众说纷纭。19世纪上半叶，彼·恰达耶夫说那是“知识界万马齐喑”所致，因为西方人受到过罗马的教诲，教具有古希腊和拉丁的形式，其古典哲学思想和传统极为丰富，而俄罗斯人接受的是拜占庭的教，仪轨的华丽修辞常常掩盖了思想。哲学家斯·列维茨基也持相同的观点，他指出9世纪西里尔与美多德创造的字母在这当中起了作用，将《圣经》和福音书翻译成教会语言（即教会斯拉夫语，为马其顿方言，源自古保加利亚）也具有很大的重要性。所以，俄罗斯人并不需要翻译，教会斯拉夫语和古罗斯语颇为相近。在西方，《圣经》是希腊语译本，还有拉丁语译本，修士和古罗斯的博学之士不同，必须掌握维吉尔所用的语言。

　　古罗斯文学最优秀的专家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没有去探讨其中的成因，而是研究起了罗斯文化的特性。他先从一个颇有争议的论断开始：罗斯文学或许“比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文学都要古老”，因为它“起初可以追溯到10世纪下半叶”。然后他又说：“……古罗斯文学影响不大，声音微弱。既没有出现莎士比亚，也没有出现但丁。他们是在合唱，很少会有，或根本就没有独唱，合唱君临一切”；“相比现代作家的独创性，古罗斯文学和民间文学更接近”；“罗斯文学不是作家文学：它就像是大众的创造，是超越个体的艺术”。院士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总结道：“古罗斯作家不是各自构造楼房的建筑师。他们是城市的建设者。他们是整齐划一、气势恢宏的建造者。”德米特里·利哈乔夫所说的“超越个体”可以称之为“集体性”，这种集体性赋予了古罗斯文化整体的特性，甚至出现在最为璀璨的表现形式上：建筑和圣像画。

　　东正教在此种文化的形成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塑造了俄罗斯人的世界观及其行为方式。行为和精神的塑造过程当中也不能不考虑物质因素：旧土地用罄，需时常迁移至新的领土的农业模式——这种行为同样也是为了逃离危险。之所以对故土缺乏依恋，是因为每五到十年，莫斯科的森林就会发生火灾；有编年史家惊讶地发现钱袋子伊凡统治时期，十五年时间共发生了四次大火灾，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大公国的都城也这样经常被烧为灰烬。每次，城市都还是用木头重建；尽管木头这种材料最容易获得，但用石头建城就不会沦为灰烬，只是莫斯科人不常用这种材料。

　　莫斯科君主的权力同样也是文化和精神与物质生活的基本要素。俄罗斯的历史学家和公法专家经研究，认为这种状况起源于15世纪左右。沃洛茨克的约瑟夫、斐洛泰及其门徒和继承者则从遥远的过去寻找解释，因为红太阳弗拉基米尔和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二世继承了拜占庭的传统，其君主的谱系与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一脉相承。19世纪的研究者则给出了合理的解释，认为其发展进程受到了东北地缘环境的影响。有些人强调蒙古桎梏的作用，导致大家需要一个强势君主来保护民众；另一些人则认为蒙古模式对莫斯科君主造成了冲击。《莫斯科君权》（1889）一书的作者米·加科诺夫至今仍然是该主题最好的研究者，他写道：“莫斯科版本中最易出现绝对君主温床的正是没时间考虑任何权利和自由的灰蒙蒙的民众，他们整天最担心的就是一日三餐和面对强权时如何自保。这种绝对主义在俄罗斯的土地上一步一步地发展起来，如果不是伊凡三世时期希腊人和意大利人的到来，它不可能这么快就在沙皇的体制中找到其最终的表现形式。”苏联历史学家认为阶级斗争法则和不可避免的进步趋势使中央集权国家和强权最终得以形成。

　　教士谢尔盖·拉多涅日斯基在库里科沃战役（1380年9月8日，又称顿河之战）前祝福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

　　伊凡三世很清楚权力的必要性（他的孙子伊凡雷帝对此也进行过大量思考），认为这才是国家秩序的保障。伊凡三世在写给嫁给立陶宛大公的女儿的一封信中是这么解释的：“立陶宛君主林立的时期国家一片混乱；你也知道我父亲统治时期我们的土地上究竟有多动荡，他去世后，我和我的兄弟之间产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你应该对这些事情还有记忆。”伊凡三世对女儿说的是他父亲瓦西里二世的“大混乱时期”，那时候叔伯子侄常年互相攻伐；他也提到了自己和几个兄弟的战斗。莫斯科大公还讲到他的女婿，也就是在立陶宛和波兰都当上国王的亚历山大所遭遇的困难。伊凡三世对女儿讲了自己的看法，因为1503年，他女儿写了一封公开信，公开支持自己的丈夫，对父亲背信弃义的政策大张挞伐。

　　这两个国家长期以来就在为夺取东欧霸权而征战不休，而它们完全相反的结构就成了莫斯科和波兰-立陶宛联盟之间战争无止境的源头。同时，两国的命运也能让人清晰地了解体制和共和君主制之间的优劣。

　　伊凡三世和他的儿子瓦西里三世征伐不断，最终将全罗斯所有有人烟的土地都吞并到了莫斯科大公国的疆域内。历史学家认为这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但“大罗斯人”一词的定义出现了问题，引发了对“大罗斯”国形成的确切时间及其种族构成的争论，而且争论从未停止过。19世纪基本属于理论范畴的国族问题又重新引起了历史学家的关注，到20世纪最后几十年，国族问题又具有了强烈而且现实的意义。

　　基辅罗斯斯拉夫人的起源并没有引发争论，尽管留里克王朝的国家创建者诺曼人所起的作用和重要性如何始终众说纷纭。莫斯科罗斯的种族构成却引发了极其激烈的论争。

　　尤里·多尔戈鲁基和他的儿子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向东北方迁移，在已有人定居的土地上殖民。后来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莫斯科诸公国当时都被芬兰的部族占据：梅里亚人、威瑟人、穆罗米亚人等。他们都被新来者同化，皈依了教，丧失了自己的语言，接受了殖民者的语言。米·伯克洛夫斯基不关注国族问题，认为“大罗斯人”是种族大杂烩，芬兰人占了五分之四，剩下的都是斯拉夫人。 伯克洛夫斯基此处指的是12世纪殖民进程第一阶段的情况。14世纪，金帐汗国开始衰落，在投入大公麾下服役的鞑靼人中间，莫斯科人占了大部。

　　大罗斯种族的形成是和其他斯拉夫民族的远离同时进行的，而后者又同化了相邻的非斯拉夫部族。列夫·古米廖夫说得很简洁，14世纪，古罗斯的种族分成了好几个部分：“东北罗斯人和梅里亚人、穆罗米亚人、威瑟人以及大草原上的突厥人相混居，从而诞生了俄罗斯人，而西南罗斯人则和立陶宛人、波洛韦茨人相融合，形成了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和大部分历史学家一样，列夫·古米廖夫也接受了“罗斯”和“大罗斯”的说法。“大罗斯”（Velikaïa Rus）的概念和14世纪出现的“小罗斯”（Malaïa Rus）相对立，后者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希腊神职人员引入的，这其实是和罗斯教会分成两个都主教有关，一个的中心在维亚济马河畔弗拉基米尔（基辅都主教就驻锡于此。